中吕·上小楼·隐居

仕途艰险，我找到个蓬莱般的地方悠闲安住。像诸葛亮一般，筑起个茅庐；也像陶渊明一般，栽种些松菊；我也像西晋张翰一般，喜食莼菜和鲈鱼。不顺应流俗，也不妄想其他，始终保持着清雅高洁的风度。任由它一年年地飘落红花，飞起柳絮。

中吕：宫调名，十二宫调之一。上小楼：曲牌名。属北曲中吕宫，亦入正宫。 荆棘满途：喻仕途艰险。 蓬莱：传说中的仙山，这里比喻自己隐居的地方。 诸葛茅庐：三国时期诸葛亮年轻时隐居南阳，住茅屋，亲自耕种。 陶令松菊：晋代陶潜，不满官场谄媚，辞去县令，隐居山林，与松菊为伍。 张翰莼鲈：西晋张翰，因秋风起，遂思家乡莼菜、鲈鱼，辞官归乡。 妄图：妄想。 清高风度：清雅高洁的风度。

归隐，是古代社会的一个普遍话题，更是金元时代流布于士子文人间的时代诉求。元代的隐逸，除结缘于仕宦追求外，隐逸更是文人笔下理想化的生活符号，并非一定真正归隐山林。其间或寄托着不与元蒙统治者同流，或蕴含着对汉民族传统文化的追怀，或为士子文人张扬个性，抒发独立人格精神之“隐居乐道”。梳理作者任昱的一生，于科场仕宦似不尽如人意，仕路风波之多艰，催发出作者向往隐逸之心情。因此，作者创作了此曲。

此曲起首两句即道明因现实社会中布满险恶，遂隐居山林过着闲适若仙的生活；紧接着以“诸葛茅庐，陶令松菊，张翰莼鲈”三句鼎足对，具体显示隐居的优越性；在列举事实之后，作者更概括诸葛亮、陶渊明、张翰受人尊敬的原因在于“不顺俗，不妄图清高风度”，这正是隐者的精神风貌；结句“任年年落花飞絮”与首句“荆棘满途”相对比，突出了隐居是明智的选择。全曲语言流畅自然，用典朴直，赞颂了隐居生活的安逸恬适。

这首小令赞颂了隐居生活的安逸恬适。起首两句即道明因现实社会中布满险恶，遂隐居山林过着闲适若仙的生活；紧接着以“诸葛茅庐，陶令松菊，张翰莼鲈”三句鼎足对，具体显示隐居的优越性；在列举事实之后，作者更概括诸葛亮、陶渊明、张翰受人尊敬的原因在于“不顺俗，不妄图清高风度”，这正是隐者的精神风貌；结句“任年年落花飞絮”与首句“荆棘满途”相对比，突出了隐居是明智的选择。全曲语言流畅自然，用典朴直。 曲子开篇，作者便直接抒发归隐的缘由，及对隐逸生活的神往。“荆棘满途”，道破了作者对仕路风波之险恶、人事繁复之多艰的无限感慨，人生旅途，苦恼已多，回首时路，荆棘密布，举步维艰，时有“欲渡黄河冰塞川，将登太行雪满山”（唐李白《行路难三首》）的痛苦与无奈。现实生活已然险恶，如履薄冰，还是回归田园山林，去到“蓬莱闲住”，寻求隐居生活的无限安静与祥和，乐得逍遥。于此，作者对比了现实与隐居生活的两种境界，既突出了现实生活的世逼事危，又彰显了园田林下生活的安闲自得，作者的生活选择已然不言自明。 由“蓬莱”一词过渡而来，作者很自然地引出“诸葛茅庐，隐令松菊，张翰莼鲈”三句。诸葛亮、陶渊明、张翰这三位历史人物的隐居事迹是享誉士林的。作者借三位隐逸名士作比，紧扣这三位历史人物的隐居生活状况，具体描述了他们的品貌风格：诸葛所居草庐，陶潜之松菊做伴，张翰家乡的土产莼羹鲈鱼。此处描写亦虚亦实，既可视为虚写前贤往事，亦可看做作者本人安贫乐道生活情趣的实叙。且为了这份久违的自在逍遥，心灵放逐，作者又直抒胸臆：“不顺俗，不妄图，清高风度”，表明心迹决不随波逐流，追名逐利，永葆高洁清雅之隐逸风度。一任其花谢花飞，春来春去，作者誓将那份淡薄与闲适的隐逸生活进行到底。此处曲已尽，情未了。作者因现实之无情与冷漠，回归隐逸，自适安然，看似平淡，亦满含无奈与辛酸。 整首小令格调从容自然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归隐情怀相得益彰。尤其在使事用典上，妥帖自然，作者以淡雅的草堂庐舍，味美的莼菜鲈鱼，傲岸的青松，迎霜吐艳的黄菊，描述了隐士身之所居、口之所食、目之所及的生活画面。同时，小令中用典，既是一种高度浓缩的叙事方式，也是一种深情委婉的抒情方式，于此可谓将用典发挥到了极致。